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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 读后感

来源: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202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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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SARS导致全球共有32个国家和地区陷入危机,我国北京、广州、香港等地沦为重灾区。作为亲历者,每每想起,SARS依旧让人心有余悸。时隔十七年,新型冠状病毒再次席卷全球,造成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慌。

这十七年绝非传染病的爆发周期。放眼全球,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1924年的鼠疫、1930年的鹦鹉热、1976年的军团病、1980年的艾滋病、2013年的埃博拉和寨卡等传染病在人类快速发展的一个世纪里接踵而至。近来阅读了马克·霍尼斯鲍姆的《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一书,我试图从阅读的过程中探寻传染病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与联系。

《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一书的作者霍尼斯鲍姆拥有多重身份:知名院校医学史讲师、深入一线调查报道的记者、将世界传染病史作为写作主题的作家,这些身份造就了他独特的写作风格。霍尼斯鲍姆在忠实报道严肃科学问题的同时,尽可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分解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以达到让公众能够理解、消化各种传染病常识的目的。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类尽了最大努力来预测流行病的到来,并为迎战它们做准备,却总是被打个措手不及。霍尼斯鲍姆选取了近一个世纪来全球爆发的九例特大传染病案例如西班牙大流感、鼠疫、鹦鹉热、埃博拉等,通过探案式写法,揭示了这些病毒如何找到病原体、如何传播并导致大规模扩散、哪些因素会影响病毒的传播进程,以及科学家等如何经历各种挫折和阻碍,最后使得病毒得到控制。

霍尼斯鲍姆认为,瘟疫是流言和恐慌的源泉,因流感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和社会退化引发了群体的恐惧,政治因素会波及甚至影响大众对瘟疫的解释,不同群体的傲慢与偏见也会影响疫情的防控。此外,媒体在加剧社会恐慌方面往往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瘟疫发生之后,如何解释瘟疫、应对瘟疫变成了一场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不过道路总是在曲折中向前的,无论博弈结果为何,一场瘟疫最终会走向被控制的结局。

除此之外,霍尼斯鲍姆也提出,城市化和全球化本身也为瘟疫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虽然改善现代技术和改变建筑环境可以减轻病原体传播的风险,但是过度拥挤仍会增加该风险。国际旅行和国际商务使人们的交流往来更加紧密,这会让原本只属于地方性的疫病成为全球性的疫病,对那些原本没有此病免疫力的地区造成重大伤害。然而,与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相伴的是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完善,人类应对病毒和瘟疫的经验也在不断积累。显微镜的发明和微生物的发现,促进了人们对瘟疫爆发原因和传播途径的认识;公共卫生检疫制度的形成和现代清洁城市的建设,使瘟疫爆发的几率大为减少;现代医学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制服疫病的曙光,一些烈性传染病如天花,已被人类彻底消灭。

此外,瘟疫的爆发是地球生态系统被打破的一种体现。地球的生态系统拥有自我平衡的能力,表现之一就是生物数量超越自然承载力时,瘟疫就会肆虐。病毒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与人类密不可分。人类和瘟疫往往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但这种平衡经常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打破。比如早期人类走出非洲后走向全球各地,这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便造成了瘟疫肆虐。又如鹦鹉热本是澳大利亚野生长尾鹦鹉的地方性疾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在澳大利亚鹦鹉中流行。在野外条件下,这些病毒早已和禽类宿主彼此高度适应,并不会引发疾病,亦不会传染,但一战后当有人嗅到商机,将这些鹦鹉捕捉、贩卖到城市里时,问题应运而生。为节省空间,贩卖者在运输时会把从各处抓捕到的鹦鹉关在一起,狭小封闭的空间和堪忧的卫生状况极大地增加了鹦鹉热病毒的毒力,打破了病毒与宿主之间的平衡,从而促进了病毒的传播。不知情的购买者或接触者,将看似健康的鹦鹉带回家,就使原本作为地方性动物病的鹦鹉热悄无声息地演变成了鸟类和人类共患的瘟疫。当然,在漫长的进化、迁徙中,人类也会产生各类抗体抵御各种病毒。这样,人类与瘟疫之间达成了新的平衡。正如《瘟疫与人》一书的作者威廉·麦克尼尔所表达的,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中解脱出来。

病毒所造成的瘟疫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文化习俗、精神世界,乃至社会形态、世界格局,任何一场大瘟疫都是人类的劫后余生。霍尼斯鲍姆在书中明确,“回顾过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一定会出现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既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问题不在于流行病是否会出现,而在于何时出现”。现代科技的发展有利于人类更迅速地对抵抗和控制疫情作出反应,每一类群体不傲慢、不偏见的态度有利于减少社会恐慌与焦虑。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活动应当注重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尊重自然规律,由此人们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

书评人简介

洪亮,全国青联委员,上海市党代会代表、市政协委员,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华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律师协会政府法律顾问委员会主任,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